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年，在完善税收制度、减轻企业税负、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对构建中国现代税制体系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还需以全面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在推进税制、法制和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

　　

现代税收体改“里程碑”

　　

　　2016年，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战略抉择，在制度上缜密设计，在行动上果断推进。不但完成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个行业共约1011万户纳税人，2万亿元税收的制度转换，实现了增值税在工商业和服务业全覆盖，消除了服务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及产业交往中的双向重复征税。

　　

　　同时，体制上将增值税统一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五五分享，统一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构建起有利于形成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现代增值税基本制度，实施了新旧税制、国税与地税征收管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转换。

　　

　　全面实施营改增作为大国、大税、大改，从制度上把金融业纳入增值税体系，政策上对出口服务实施免税和零税率，征管上利用金税工程、推进电子发票，用好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三个方面对世界增值税改革进行了探索性突破，是一项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对中国构建现代税收制度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制度变革，为全面深化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充分显示出中国政府快速高效的战略决策力、政策执行力和挑战应对力。

　　

全面实施营改增成效巨大

　　

　　全面实施营改增通过行业、企业内部减税和上下游环节税收抵扣机制，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减税7000亿元，完成了全面实施营改增预期目标。随着营改增深入推进，减税额逐步增加，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一是减税额增加。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营改增累计减税7000亿元。相比较2012～2016各年度减税分别为426亿元、1402亿元、1918亿元、2666亿元和5736亿元，减税额随改革推进逐步放大。其中，试点企业减税4581亿元，占65.5%；原增值税纳税人抵扣减税2412亿元，占34.5%。形成试点企业和下游企业产业链双向减税减负效应。

　　

　　二是减税面扩大。从企业减税户看：从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底，四大行业中减税或者税收持平企业占98.7%，税负增加企业占比下降到1.3%。

　　

　　三是减负率提高。从年度减负变化看：全面推开营改增后企业减负率在一次性较大幅度上升后呈继续和逐步提升趋势。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一年时间与2016年5月至6月比较，营改增累计减负率由19.71%上升至22.85%，减税效果呈持续扩大趋势。从行业减负率看：全面推开营改增后，原3+7行业和新纳入的四大行业实现了全面减税，试点行业直接减税合计4581亿元，减负率高达22.85%。

　　

　　四是外溢率突出。全面实施营改增不但消除了试点企业重复征税，直接减轻了试点企业税收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消除了试点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的重复征税，减轻了产业链税收负担。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试点行业直接减税4581亿元，为下游行业增加进项税额抵扣而减税2412亿元，试点行业减税效应外溢率为0.53。

　　

营改增顺应新常态要求

　　

　　全面实施营改增所释放的减税红利，有效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脱虚向实，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迫切要求，为供给者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也对刺激消费、促进消费升级产生积极影响，是促进税收政策制度顺应新常态要求、助力供给侧改革、激发市场化活力、催生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改革举措。

　　

　　宏观经济上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利于增加投资就业。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全面实施营改增第一年对经济增长净影响为0.892%。若全面实施营改增的作用完全发挥，总体上会使GDP增长3.42%。

　　

　　二是稳定物价水平。若全面实施营改增的作用完全发挥，会使中国物价总水平下降2.75%。

　　

　　三是刺激投资需求。全面实施营改增后所购不动产投资可作为进项税抵扣政策，对不动产投资产生较大激励，将使中国投资需求增长6.92%。

　　

　　四是增加劳动就业。全面实施营改增的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产生增加劳动就业正效应，可使中国就业增长0.74%。

　　

　　五是合理收入分配。全面实施营改增使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增长1.50%，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增长2.03%，可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下降0.596%，城镇居民下降0.079%。

　　

　　中观产业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利于新旧动能转换。

　　

　　一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全面实施营改增可以使中国服务业增长4.2%，工业增长4.16%，农业增长2.67%，提高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

　　

　　二是利于新旧动能转换。全面实施营改增消除了服务业与服务业、服务业与工商业之间业务往来中的税收障碍，使服务业纵向延伸、横向拓展、跨界融合、协同发展，适应共享经济、平台经济、IP经济、微经济等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求，有利于拉长产业链，助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和服务业转型发展。

　　

　　三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产业层次提升。全面实施营改增抵扣范围扩大，鼓励和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提高科技信息化的应用水平，特别是为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重要制度支撑。

　　

　　微观企业上促进“双创”活力释放，多元发展。

　　

　　根据《2016中国创新创业报告》列出的已融资额度最多的50家创业公司，属于营改增行业，同时符合具有企业销售额、应纳税额和减税额三个指标的27家公司，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全面实施营改增后减税情况分析，24家减税企业中9家为零缴税，平均减税率49.78%(加权平均)和64.71%（算术平均），减税率远高于3+7行业44.64%、四大行业15.91%和全部行业22.85%水平，反映营改增对经济创新创业企业具有较一般行业更大支持和激励作用。

　　

下一步改革重点

　　

　　面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要在进一步推进税制、体制和法制等制度性改革和建设上有所作为，通过制度建设来全面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税收国际竞争力。

　　

　　着力推进税制、体制和法制三大制度建设。

　　

　　其一，着力推进税制建设。简化税率结构。目前，中国增值税简并税率已是未来改革基本趋势和主要抓手：一种方式是依照现代增值税模式，将三档基本税率向二档税率甚至单一基本税率简并，同时设有辅助调节税率，绝大部分商品服务适用基本税率，少数需要调节或照顾商品和服务适用高税率或低税率。但问题的关键是基本税率设定，提高基本税率还是降低基本税率需要同时考虑财政承受力和社会承受力。

　　

　　规范税收制度。未来深化改革应全面清理过渡性减税、免税优惠政策措施，尽可能减少增值税减税免税政策安排。对于确有必要的一些产业政策，可通过所得税等税种和财政支出等政策工具来实现。

　　

　　即使要实施特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应当更多集中在终端消费品领域，如对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实行免税等优惠政策，以利于提高增值税中性特征。

　　

　　其二，着力推进体制建设。在进一步厘清事权与财力划分基础上，加快建设地方税制体系。积极探索和选择作为支柱性税种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分享方式。建议保持现行中央地方五五分享体制，通过优化税率结构来优化财政体制。同时探索增值税分享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路径：一是将增值税由现行按收入分成逐步转为按税率分享；二是按各地区消费额分配地方增值税收入；三是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收入全部归中央，同时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

　　

　　其三，着力推进法制建设。中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已经完成，增值税步入深化攻坚期，税率简并和立法将是下一步改革重点。为此，应加快增值税立法，协调改革与立法之间新关系，要在对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作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上，适时将其上升为法律。

　　

　　要考虑增值税深化改革的需要，在立法过程中注意为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留有空间。可将税率调整权仍由人大立法行使，而将诸如优惠政策调整等继续授权国务院执行，努力使其既有利于加快推进立法，又有利于加快深化改革。

　　

　　全面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建立现代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为构建全国统一规范增值税管理体系，打下了坚实税收制度基础。

　　

　　而完善增值税制度又必须大力推进征管创新，以全面提升税收治理能力为目标，来促进企业治理、税收治理、财政治理、经济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方面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全面实施营改增倒逼税务系统推进机构改革、改进征管方式、创新纳税服务、提高办税效率，全面提升中国税收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税收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提升税收国际竞争力。应尽快实现出口货物、服务的彻底退税，为中国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中国税收国际竞争力提供良好税制环境。（作者胡怡建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田志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